湖南期货配资专访肯尼迪遇刺案调查组成员：证人如何回答“谁杀死了总统”

湖南期货配资

在枪声响起之前，或许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个曾在部队留下过不光彩记录、连驾照都没有的24岁年轻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能够在一分钟之内改变美国的历史。

谁杀死了总统？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奥斯瓦尔德喜欢动物，是个大梦想家，“有时会幻想着自己能成为像得州牛仔式的人物”。他并不太擅长社交，有时难以管理自己的愤怒情绪，在与妻子的亲密关系方面受挫，控制欲又格外强烈。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成为了自己那位“强硬的、专横的”母亲的翻版。

当地时间1963年11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乘敞篷汽车巡游时，遭枪击身亡。这位极富魅力的年轻总统在最意气风发的一天里骤然离世，常常被美国人称为“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日子之一”。而对该案的核心证人们来说，或许也是如此。

肯尼迪被宣告死亡后不到48小时后，被指控为枪手的奥斯瓦尔德也在媒体直播镜头前，倒在了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Jack Ruby）的枪击下。他短暂的人生还未经历正式的审判和定罪，便草草结束，而他生前密友、妻子、房东等人的余生，却代替性地遭到了风暴般地摧毁。

曾震惊全球的那段历史，如今因一些“秘密”的“公开”再度引来关切。今年3月，南都、N视频记者连线专访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分析师、肯尼迪特别工作组主要成员法瑞斯·鲁克斯图尔（Farris Rookstool, III）。这也是他首次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

鲁克斯图尔曾花费了9年多的时间阅读了超过50万页有关该案的机密调查报告，并准备了超过3500页的后续材料，此外，他还曾负责亲自将FBI所有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官方记录运至华盛顿，并作为代表向时任司法部长、FBI局长和国会议员介绍记录情况。

“我们有600万页的案件记录，诉说着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据信息的时间线。但问题是，你不能从这些记录中剔除‘人的悲剧’。当我们尝试理解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案件谜团时，‘人的悲剧’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他对南都记者说道。

奥斯瓦尔德手持在肯尼迪遇刺案中使用的步枪。这张照片曾在1963年时被送给他的朋友乔治，照片背后有奥斯瓦尔德写下的签名和日期。

南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公布与肯尼迪遇刺案相关的8万页未删节的文件后，引发舆论狂潮。在该案疑云再度被掀起之际，作为肯尼迪特别工作组的主要成员，你在肯尼迪遇刺案的调查和研究中做了哪些工作？

法瑞斯·鲁克斯图尔：我是一名历史学家，参与制作纪录片，也是一名FBI前分析师。在作为FBI分析师的11年职业生涯中，我负责了FBI自1963年到现在，调查中收集的所有与肯尼迪遇刺案有关记录的相关工作，阅读了超过50万页的材料。在《1992年约翰逊·肯尼迪总统遇刺记录法案》出台前，我还负责协助国会和司法部长，以及时任美国总统和FBI局长了解有关记录的内容。

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医学摄影师，曾与抢救过肯尼迪的所有医生一起工作。1981年，当他们重新挖出奥斯瓦尔德的尸体确认身份时，我在挖掘现场拍摄了相关照片。随后，我于1984年加入了FBI，并因此有机会与奥斯瓦尔德身边的亲密友人、他的遗孀等进行密切的交谈。在肯尼迪遇刺记录审查委员会决定将案件相关记录交予美国政府保存时，我实际负责将所有FBI的记录运往华盛顿总部。当时我与其他同事一起开着卡车，一刻不停地行驶了26个小时。

奥斯瓦尔德的棺材。

有关肯尼迪遇刺案的材料总数高达600万页，记录着美国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刑事调查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非常相似。经历过肯尼迪遇刺案的很多人，在“9·11”事件发生时仍然活着，他们拥有着相似的回忆。

这两起灾难性事件的发生都曾让美国措手不及。人们试图将复杂的悲剧简化为单一的结论，以迅速地结案。在肯尼迪遇刺案发生当天，警方很快逮捕并拘留了奥斯瓦尔德。大家期待着像电视剧里一样，坏人被抓住了，接着进两个广告，案件告破。然而，等到24日（事发两天后），我们却突然在电视直播上看到，鲁比又射杀了奥斯瓦尔德。

当时我年纪很小，和父亲一起坐在床上，在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上观看警方转移奥斯瓦尔德的直播。我仍然记得父亲突然跳起来，大声咒骂，母亲则在厨房里洗碗。即使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依然对此感到震惊，这简直像一部西部牛仔片，听到了枪声，看到了死亡，我当时还不明白，这是一场真正的“现场谋杀”。人们遭遇的问题是，当你还在试图理解第一场悲剧时，第二场悲剧又突然发生了。

阅读数十万页的大部头材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在人工智能（AI）的使用变得越发广泛的今天，为了理解那些微妙的情感与差异，理解人类的动态和相互关系，人脑仍是必不可少的。

举例来说，案件记录显示，鲁比曾在肯尼迪遇刺案发生前与各种匪徒、各种有组织犯罪人员通过电话。如果你只看到这些材料的表面内容，你或许会认为鲁比可能是从一个有组织犯罪者那里得到了指示，因此前去射杀了奥斯瓦尔德。

而事实完全相反。鲁比拥有一家雇佣了大量脱衣舞女的夜总会，他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一些黑帮、黑手党、犯罪组织和人物手中招募了这些员工。因此他与这些人的通话记录实际上并未揭示了什么所谓的“极其险恶的真相”。

南都、N视频记者独家专访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分析师、肯尼迪特别工作组主要成员法瑞斯·鲁克斯图尔。

南都：至今，奥斯瓦尔德依旧是一个“神秘人物”，在诸多调查报告和复杂的阴谋论中。过去的诊断报告显示他“人格模式紊乱，具有分裂症特征和消极攻击倾向”，人们形容他是“患有精神病的狂热分子”。在你所接触过的案件关键证人、奥斯瓦尔德的亲密朋友口中，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瑞斯·鲁克斯图尔：这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疑问——肯尼迪的遇刺是一场有组织的阴谋吗？在肯尼迪去世后，取代他的是时任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他曾命令FBI牵头进行调查，担心这可能是古巴或苏联政府精心策划的国际阴谋。

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古巴导弹危机刚刚过去，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FBI组织了上万次采访，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奥斯瓦尔德没有与任何势力产生联系。他确实和一些身份敏感的人交谈过，但没有人给他下达杀害肯尼迪的指令，因此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待这个案件。

想一想，奥斯瓦尔德当时24岁，他甚至没有驾照，不知道怎么开车。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事情，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个人是否为某个秘密组织工作，或听命于某个巨型的阴谋团体，但这家伙甚至连车都不会开，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实际上“并不光彩”，因为他在退伍文件中撒了谎，说他需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但他的母亲只是被一盒糖果砸中了鼻子。

你所看到的枪手，是一个大梦想家，幻想成为大人物。1959年，他曾试图叛逃至苏联，申请加入苏联籍，但立刻被拒绝了，他还因此在酒店房间里试图自杀。1960年至1961年底，他被获准以两年期限留在苏联。克格勃特工受命监视他。

在那里，奥斯瓦尔德遇到了后来的妻子玛丽娜（Marina），并生下了一个孩子。玛丽娜希望能回到美国。之后的两年间，这对夫妇经常在公寓中吵架。你可以想象一下，克格勃特工带着监听耳机，每天上班时都在听他们争吵，来来回回听了两年。他们意识到，奥斯瓦尔德并非间谍，只是个“有点用的白痴（useful idiot）”。

24岁的奥斯瓦尔德（左）和妻子玛丽娜。

在奥斯瓦尔德终于决定返回美国时，他已经没什么钱了，不得不向美国国务院、他的母亲和兄弟借钱，以购买回家的机票。美国国务院借给他们400多美元的贷款，用以支付旅行的费用。1962年6月，奥斯瓦尔德和妻子、女儿回到得克萨斯州沃斯堡——他母亲居住的地方。他回到这里，以为会有许多人等在机场，等着向他进行采访。但事实上，除了他的兄弟，没有人出现在这里。他只能心灰意冷地回到他所憎恨的母亲身边。

奥斯瓦尔德身上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他是个小个子，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动物，当遇到感兴趣的话题时会变得健谈。他喜欢和聪明人对话，谈论世界政治，喜欢去图书馆看书，并且自学了俄语。他身上并非没有任何优秀的品质。这一点很重要，历史故事很容易被妖魔化，或者像一幅粗线条的漫画一样，被认为只有单一的一面，但奥斯瓦尔德也有属于自己的复杂性。

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奥斯瓦尔德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母亲曾带着他和兄弟频繁地搬家。她是一个非常强势、专横又复杂的女人，某种意义上说，她一直因为生活而感到精疲力尽。奥斯瓦尔德高中辍学，有人怀疑他可能有阅读障碍，甚至将他归类为反社会人格。

他不是那种喜欢独处的人，却并不擅长社交，总感觉自己缺乏男子气概。他参与的所有工作的报酬都很微薄，为了养活妻子和孩子，他的经济压力也很大。有时，他无法正确地处理自己的愤怒情绪，在与妻子的亲密关系方面也有受挫。他身上带着那种对得克萨斯州人的幻想，“牛仔式的人物，扛着枪，骑着马”，好像这样就能让他变得更有男性气质。

他的妻子常常抱怨，抱怨他不能给她提供漂亮衣服；她想化妆，但他不让，她想学习英语，但他不让她说英语。他成了自己母亲的翻版，对妻子的控制欲很强，因为这是他唯一理解的生活方式。

他总有一些惊人的想法，把美国政府想象成他那位服用药物的母亲。他曾告诉玛丽娜，他想去古巴，加入革命。他说，“我们要劫持一架飞机，从达拉斯飞往哈瓦那，我在前面拿着枪，你就在后面指挥”。但玛丽娜对他说，我连英语都不会讲，怎么能坐在飞机后部发出指令呢？奥斯瓦尔德的生活中充满了愤怒和革命性的动乱，对于不感兴趣的人，他可能会抱有非常轻蔑的态度。过去，他曾接受过精神诊断，但从来没有在心理上、情感上或身体上解决那些潜在的问题，因此情况愈演愈烈。

我认为，他或许并不憎恨约翰·F·肯尼迪，但他看到了一个机会，通过某种方式，他可以成为“大人物”，成为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的“英雄”。

案发现场留存的影像。

肯尼迪遇刺案展现的其实是一场“人类的悲剧”，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国家，人就是人。如果人没有被正确地爱过，没有获得合适的认可，就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像奥斯瓦尔德一样的人格缺陷。记录无法告诉你完整的故事、人类的故事，除非你真的参与其中，像我一样和他的亲人、朋友们进行真正的交谈。

南都：你提到，你曾与奥斯瓦尔德的朋友珍妮·勒贡·德·莫伦施尔特（Jeanne LeGon de Mohrenschildt）成为好朋友，而她出生于中国哈尔滨。在奥斯瓦尔德被逮捕、死亡后，她与丈夫乔治作为核心证人，遭到了调查机构和渴求真相的民众们的“围追堵截”。有关他们的故事，你可以向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吗？

法瑞斯·鲁克斯图尔：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每天都在思念着珍妮，我们曾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她让我成为与她相关的所有记录和文件的监护人。在她去世后，我曾将她的骨灰撒到海里，然后是她哥哥的骨灰。

珍妮出生于中国哈尔滨，后来乘船来到美国，在达拉斯遇到了她的丈夫乔治。因为她的父亲出生于俄罗斯，她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个巧合促使珍妮与奥斯瓦尔德相识。她总对丈夫说，你为什么不去认识一下奥斯瓦尔德呢，看看我们可以如何帮助这对年轻的夫妇？那时，奥斯瓦尔德一家的经济状况很差，他的妻子还怀着孕。

在乔治见到奥斯瓦尔德之后，他对奥斯瓦尔德说，希望能邀请他到达拉斯去，在那里帮助他融入社区，结交更多的朋友。奥斯瓦尔德认为，这是个摆脱母亲的好机会。

乔治和珍妮。

珍妮是一位身材非常娇小的女性。和她一起去中国餐馆吃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她能用中文和服务员交谈，总是能让服务员们露出震惊的表情。乔治在遇到珍妮前结过婚，有过一个已经离世的小儿子。为了让丈夫不那么难过，珍妮陪伴他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旅行。这是让奥斯瓦尔德非常着迷的话题。当奥斯瓦尔德还在苏联时，他曾住在明斯克，距离乔治的家乡很近。这种跨越国境的纽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最终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刺杀事件发生后，珍妮和乔治感到不寒而栗，他们的生活被彻底地摧毁了。人们无法追究一个已经死去的枪手的责任，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攻击对象，去追究枪手身边人的责任。珍妮和乔治被指与案件有所关联。

在奥斯瓦尔德搬到达拉斯后，乔治成为了他工作申请的推荐人。夫妇俩带着他参加聚会，将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正因如此，奥斯瓦尔德认识了露丝·佩恩（Ruth Paine），并通过她获得了在得州教科书仓库的工作。正是透过这间仓库的六楼窗户，奥斯瓦尔德向肯尼迪开了枪。

得州教科书仓库大楼，如今其六楼已被改为肯尼迪遇刺案纪念馆。

在他开始工作后，玛丽娜搬到了露丝家里。在刺杀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奥斯瓦尔德回到露丝的房子看望妻子，并取走了案发时使用的步枪。大量与其犯罪相关的证据就保留在露丝的房子里，这也令她在事后遭到了疯狂的指责。

所有证人的生活都暴露在了聚光灯下。

珍妮和乔治开始接受调查人员的质询。迫于强烈的压力，两人后来离婚了。珍妮的哥哥也在很长的时间里试图与她保持距离。乔治则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难以继续一个人孤单地承受来自整个国家的审视，试图联系当时住在加州的珍妮，给她打了电话。但不幸的是，珍妮当时出门了，她的侄子接了电话，对乔治的态度有些冷淡。挂掉电话后，乔治就开枪自杀了。

珍妮回到家后，从侄子那里得知了乔治曾打过电话的事情，当她试图回电话时，乔治已经死了。巨大的打击下，珍妮很快中风瘫痪了，她以前身体非常健康，还跳过芭蕾舞。后来，仿佛她的一半都跟着乔治一起走了。

谈到乔治，有一个“巧合”需要注意。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和一个小女孩成为朋友。这个小女孩喜欢骑马，乔治会让她骑在自己的膝盖上玩耍。那时他当然不会知道，这就是未来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对于乔治来说，他承受着双重的罪恶感，他和那个被指控杀死幼时玩伴丈夫的人成为了朋友。

我从这一切故事中学到的教训是，我们有600万页的案件记录，诉说着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据信息的时间线。但问题是，你不能从这些记录中剔除“人的悲剧”。这无法出现在白纸黑字上，它是非常抽象的。当你开始尝试理解故事中“人的悲剧”时，你会突然意识到，像珍妮这个身材娇小的异国女性，曾穿越大约13小时的时差来到美国，以为可以寻找到更美好的生活，并做了一些她认为正确的事情。但她在奥斯瓦尔德生前为其提供的帮助，最终却摧毁了自己的余生。

当我们尝试理解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案件谜团时，“人的悲剧”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

南都：1991年上映的电影《刺杀肯尼迪》，被认为是引爆肯尼迪遇刺案阴谋论的开端。你对这部电影以及有关该案的阴谋论有何看法？

法瑞斯·鲁克斯图尔：这部电影的导演奥利弗·斯通曾邀请我担任电影的技术顾问。因此在拍摄前，我就有机会看完了整部剧本。这部电影里，唯一正确的只有日期、地点、受害者，其他一切都是幻想的产物。我将这个观点告诉了奥利弗·斯通，他笑了。

《刺杀肯尼迪》电影海报。

这本身当然是一部很优秀的电影，拍得很漂亮，配乐很精彩。在肯尼迪遇刺案的相关档案公开前，它填补了人们心中的疑问和愤怒。曾经有很多次，不同的朋友邀请我一起观看这部电影，只是想让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电影里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阴谋论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在人们相信其中蕴藏着巨大秘密的同时，他们会结束对真实文件的关注。这些档案就在那里，供民众阅读。但他们不会真正地深入了解真实的信息，只是坚信着自己的看法。

南都：在过去，多任美国总统对肯尼迪遇刺案有关档案材料是否应该被删节或全部公开的态度都有所不同，你认为这是为什么？你如何看待此次特朗普宣布“公开8万页新材料”的举动？

法瑞斯·鲁克斯图尔：这是个好问题。美国历史上的阴谋论并不少，从尼克松时期的“水门事件”开始，公众就对政府的信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福特总统试图改变这个观点，启动了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HSCA）的调查。然后是卡特总统，他进一步公开了大量的原始材料。

过去扣押案件档案的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公布任何案件的司法文件都是如此。HSCA后来曾基于声学分析推测存在第二名枪手，给出了“确实有阴谋的可能性”的结论，但实际上，他们结束调查的真正原因，不是他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线索，只是他们没钱了。尽管HSCA的结论后来被推翻了，但《刺杀肯尼迪》再一次带来了新的“阴谋”。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就摆出了要公布所有肯尼迪档案的姿态。媒体不断地找到我，希望我能对此作出评论。随后，特朗普的团队成员都转过头对他说，等等，总统先生，你不能把这些文件都公布出来，因为它们包含了大量的敏感信息。于是，特朗普的态度又转变了。等到拜登上任后，他公开了很大一部分文件，但其中确实有大量的删节。